十月围城

• 全城热恋 (浏览: 1234, 评论: 2)

《十月围城》之 真实的孙中山与江湖（较完整版）
点击: 109 回复: 1
(原载于《电影世界》，有删节，发博客时又多写了一段。感谢X提供和查找部分资料。)
“他是入了洪门的，他是双花红棍，四二六，是有堂号的。讲这个肯定过不了，而且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其实我们拍了一段戏，因为太长后来剪掉了。”
——陈可辛



“自火器输入中国之后，国人多弃体育之技击术而不讲，以至社会个人积弱愈甚，却不知最后五分钟之决胜，常在面前五尺地短兵相接之时”。
——孙中山
在香港电影中，江湖人士义助孙中山这样的情节并不少见，《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即以1895年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为背景，创作了黄飞鸿与孙中山的故事，《A计划续集》中虽未出现孙中山，但也是类似的背景。即使在搞怪喜剧电影中，也不乏如《神拳无敌孙中山》这类以江湖人士救助孙中山为题材的故事。可见在广东民间，孙中山与江湖黑帮人士的关系，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实际上，历史上的孙中山革命过程中，依赖于江湖黑帮的帮助极大，孙本人也曾为此加入洪门，以下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看一看历史上的孙中山和黑社会的关系。
在行文之前，想讲一点前提。近年来，很多攻击孙中山的文章出现，在某些环境中孙中山从一个伟人渐渐变成一个争议人物。大致集中在攻击其大言无实，利用黑帮，要求同盟会宣誓效忠等方面，个人认为这些批评谩骂大多是以偏概全，以及不顾历史时代，以今天的眼光偷换概念，几十年前鲁迅已经为这些谩骂孙中山的人写了《苍蝇与战士》一文，说道“有缺点的战士仍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是苍蝇”，这句话放到今天也是适用的。对于孙中山，个人认为蒋介石的评价最公允准确（虽然蒋是既得利益获得者，但此评语是给廖仲凯的私人信件所记）：“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已成功，至于事实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意指孙对中国之贡献在更多在于对国民现代民主政治思想之影响，以及建国方略之确定，而国家社会实质上的改变，需要后代人的努力。

孙中山与武林、江湖及暗杀
孙中山与黄湘（左四）、马湘（左六）



清末至民国，中国处于一个尚武自强的时代，出将入相，文武全才者彼彼皆是。那时中国文人多有风骨，谭嗣同，陈天华，邹容，秋瑾，陆皓东等文人都敢为理想牺牲生命，苏曼殊也曾欲刺杀康有为，即是被鲁迅嘲笑的言情文人张恨水，在抗战时期也曾组织游击队，与日作战，那是一个慷慨悲歌的年代。
当时中国武术大兴，如不为人知的：周恩来和鲁迅都是武术高手，周恩来是形意拳传人、韩慕侠弟子（注），鲁迅则精于射击、柔道，有人说他们后来伟大之人格与报负，与体魄上的强大也是分不开的。在孙中山的同盟会阵营中，有很多怀抱为国捐躯理想的的江湖武林人士的参与。孙中山推崇武术，武术在现代又称为“国术”，指仅为中国所有之格斗之术，这一名字的命名者正是孙中山。在孙中山的倡导下，民国武风极盛，“国术馆”林立，定期不定期会有“国术”比赛，公开对擂。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同志郑士良，就是自幼修习拳技的武林高手。1895年，在香港率众加入兴中会的杨衢云，“其为人仁厚和蔼，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尝习拳勇，见国人之受外人欺凌者，辄抱不平”，俨然黑泽明镜头中的姿三四郎般的侠者。秋瑾平日也着男装，骑马，佩倭刀，回国之日，召集同会，将倭刀往桌上一插，说：有谁出卖同志，便吃我一刀！1909年，孙中山在美演说，听者无不感动，当时有一青年上前叩头说：“我要追随先生”。孙中山说：“革命是要杀头的，你有这个胆量？”青年答曰：“杀头！我不怕！”这个青年就是现代国术家、技击家马湘先生。后来马湘成为孙中山的卫队长，直至孙中山逝世。1914 年和1924年，袁世凯及其残余势力曾两次组织暗杀孙中山，都靠马湘率卫队严加保卫，使刺杀不成。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就职仪式上，特意举行了武术表演。孙中山叫自己的卫士马湘和黄惠龙也下场，来了一段竹节钢鞭和八卦剑。并说：“中国的拳勇技击，与西方的飞机大炮有同等的作用。”这位黄惠龙又名黄湘，精于少林拳，当时有“黄湘、马湘，相得益彰”之称，1922年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他与马湘保卫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奋勇冲出重围，安抵“永丰舰”。负伤多处，鲜血流淌，孙中山亲笔题书“南方勇士”锦旗赠他，后来他回乡省亲，与乡亲谈起革命战斗时，撩衣卷裤，露出斑斑弹痕，笑指伤痕说：“壮士临阵，非死即伤，大丈夫为国牺牲，幸也，何所惧哉”。大名鼎鼎的大侠霍元甲，也曾受同盟会陈其美之托，创办精武体育会，“希望十年内训练出千万名既有强健体魄, 又有军事技能的青年以适应大规模革命运动”。孙中山曾题写“尚武精神”的匾额给他的精武会。
今天的日本，将明治维新中维新志士的倒幕暗杀事迹，演绎成《浪客剑心》，其实中国之题材更为丰富。在早期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中，暗杀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这些暗杀，有的是配合起义，有的是震慑清廷，有些则纯愿以牺牲唤醒国人，当时中国各种暗杀团林立，当时在日本的鲁迅亦加入反清组织，曾接到回国暗杀的任务，但因个人思想犹豫而作罢（后来鲁迅说：我年轻的时候，有人叫我去暗杀，可是暗杀之后怎样呢？我想不出来。这句话颇似成龙在《A计划续集》里对革命的那番话：“不知道这么多人打生打死之后，得到的会是什么”。）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到的，被恩铭卫队挖出肝炒吃的徐锡麟，其人注重体育，武功高强，章太炎曾说他能日行二百里，后来为刺巡抚恩铭而死。
当时的刺杀多用炸弹和手枪，但也有例外，如1904年陆军大臣铁良至长沙视察新军，同盟会仇鳌即与大力士易希谷商妥，决定持铁杖当面狙杀，二人在小吴门等候多时，预备届时跃出，当头猛击，颇有当年张良结交义士于博浪沙铁椎击始皇的古风，可惜铁良并未从此地经过。
年轻时的汪精卫，因国内保皇党人嘲笑革命党在海外享福，指使国人流血，便自愿以同盟会骨干的身份牺牲，回国刺杀摄政王，被捕后拒绝招降，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句。
林冠慈曾与汪精卫、黄复生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1911年广州起义后，林冠慈自愿刺杀清廷水师提督李准，伪装小贩伏道旁，待李至掷出炸弹，将李与随从炸死伤十余人，待投第二弹时，卫队枪射如雨，林冠慈当场就义。
1905年9月24日北京正阳门车站，吴樾弹炸五大臣，虽未成功，但烈士成仁，震动京师。
1911年4月8日，温生才于广州刺死广州将军孚琦，被擒获后杀害，温先生身材极为矮小，而曾为人轻视，不意创出壮举。温死时已四十二岁，为暗杀党中最长者。一般来说革命暗杀者多年轻气盛，而温生才以不惑之年行此暗杀之举，着实令人嗟叹不已。
民国人人谈之色变，连杜月笙受到敲诈都只能退让的暗杀大王王亚樵，也曾于1915年晋见孙中山，投身护国讨袁之役，建议以暗杀手段铲除军阀，再造共和。只是孙中山未同意。


注：韩慕侠，与霍元甲齐名之清末民初武术家。韩慕侠最大的事迹，并不只是打败了几个外国大力士，而是训练出后来名震天下的西北军“大刀队”。日本军长于拼刺，举世无敌，日俄战争时，俄国号称拼刺欧洲第一，又恃体格之巨大优势，与日本陆战时出现整师拼刺刀的“盛举”，结果却是俄国完败，被日本杀的尸横遍野，八路军号称精于刺杀，其实也是得益于聘请的日本共产党员教练刺杀，惟一在冷兵器上击败日本军的，就是韩慕侠训练出来的大刀队，当时韩慕侠将八卦刀化入军用，以破日军的拼刺，从长城抗战到七七事变，日本军在近身格斗上吃尽了西北军大刀队的苦头，因为有很多日军在格斗中被斩首，以至有日本兵用铁片来保护脖子。赵登禹突袭喜峰口一战，以突袭近战的方法杀得日军大败。日本的《朝日新闻》这样评论说："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周恩来是韩慕侠形意拳的弟子。韩慕侠后来曾回忆说：“翔宇（周恩来字）年少志高，深谋远虑，我教他怎样强身，他却教我怎样做人。” 后来周恩来化名“伍豪”，领导中共的特务组织，率领众多武林高手，与戴笠的军统对抗，执行暗杀、保卫等工作，被称为“伍豪之剑”。

图中除小孩外，最矮者为周恩来，最高者为韩慕侠。

这段与孙中山无关，是今天写着玩的。



青年孙中山与洪门
“四大寇”与关心焉，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关心焉、尤列，都是孙中山青年时的朋友，当时众人以反清为志，清称太平天国为寇，四人便自称为“四大寇”
孙中山青年时代曾一度为改良派，拜访、上书过张之洞，李鸿章等人，但甲午战败后对清廷愈发失望，逐渐转为革命派。1886年，20岁的孙中山，在广州美国人嘉约翰创立的博济医院学医，结识一位同学郑士良，郑士良是他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便是洪门中人，十年后孙中山组织第一次广州起义，即靠郑士良联络广州、花县、英德、清远等地洪门会党。
杜琪峰的《黑社会》开篇就说：三百年前，他们被称为义士。洪门起于明末，据说其名来自于明朝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对外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来清廷势大，逐渐转下地下组织，并流传至海外。太平天国起义时，有很多洪门弟子参加，起义失败后很多人远走海外，在美国促成了致公堂的建立，清末洪门力量极盛，三合会、小刀会、致公堂等均为洪门分会，统称为会党。孙中山曾说，清末广东人民，十之八九加入洪门各会。海外洪门势力则更加强大，据称仅英国华侨，挂名致公堂者即逾十万人。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件中曾说：“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有武力的别人”者，袁世凯，苏联，日本等，当然也包括洪门。洪门在那个时代的巨大力量，是反清革命者不可能忽视的。洪门的反满复汉思想也与孙中山早期的思想有所接近之处，孙中山除利用洪门的力量进行革命外，也致力于改造洪门会众的组织和思想。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宗旨，最早的会员邓荫南、杨文纳也是洪门弟子。1895年兴中会在香港与谢缵泰、杨衢云的辅仁文社联合，谢缵泰（著名的《时局图》的作者）也即是三合会成员。是年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即以三合会会众为主力。当时是1895年 10月26日，各路起义队伍相继潜入广州，以孙中山的童年好友陆皓东制作的青天白日旗为军旗。不料作为主力的杨衢云一路人马因杨与孙争权，要孙将总统之位相让，未到广州，而起事的消息泄露，孙中山只好解散队伍，起义失败后后，清兵四出搜查，捣毁了兴中会在广州的机构，陆皓东为保护同志名册未能逃走，被捕杀害，后来被孙中山称为“近代史上为革命献身之第一人”。徐克的《男儿当自强》中黄飞鸿义助孙中山的情节，便来源于此。

加入致公堂与伦敦被难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率新政府官员祭拜明孝陵，以示反清已成


1899年10月，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在香港会见，决定组织兴汉会，公推孙文为总会长。1900年，孙中山再次在惠州发动起义，此次起义在军事上起最大作用的是三合会首领黄福，在他的号召下起义军会集了600名三合会会众，占据三洲田，并于八月十五日晚袭取沙湾，起义最盛时达两万人，但后来枪弹接济不上，起义军再次解散。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从日本赴檀香山，因为当时康有为及其弟子在此办报，宣扬保皇立宪，并有人加入致公堂投机，孙中山遂创办《檀山新报》，亲撰《敬告国民书》、《驳保皇报》等文章，与其论战。1904年1月孙中山带同盟会并入致公堂，设特别会容纳同盟会会员，当时同盟会与致公堂的公告说：“洪门为中国提倡排满革命之元祖，而大埠致公总堂之改良新章，更与本会三民宗旨相合，原可互相提携，共图进取……以成大群合大力而共图光复之大业，是为厚望。”孙中山被致公堂授以“红棍”之职。所谓红棍，其实很多人并不陌生。《唐伯虎点秋香》里唐伯虎和师爷斗嘴，师爷自称“华府首席西席（私塾老师），手执白纸扇”，而唐伯虎则自称“华府伴读小书童，门前一对双花大红棍”，就是拿洪门开玩笑。因为红棍和纸扇都是洪门的职位，而红棍高于纸扇。
孙中山加入致公堂后，进行了致公堂体制和理念上的改造，为致公堂重订新章规程八十条，使致公堂从以往的反清复明的原始帮会向具有现代民主思想的组织转变，此举也促成了1925年致公党的诞生，致公党1947年在香港进行改组，后来成为中国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孙中山还让冯自由在日本组织三合会，秋瑾即从属于三合会，职位为“白扇”，入会仪式一如洪门，有刀架脖，喝鸡血，跨火盆等，这大概也反映了孙中山对传统洪门不得以的迁就。从此孙中山调动洪门弟子更加得力，之后又陆续发动了八次起义，均以洪门弟子为主干，历史上著名的秋瑾、徐锡麟的牺牲，汪精卫回国刺摄政王等事件，都是这八次起义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事迹，但最终八次起义均告失败。直至1911年武昌以拥护革命的新军力量为主起义，各省独立，清廷始知大势已去，于数月后宣布退位。武昌起义中洪门力量同样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间值得一提的事件，还有1905年孙中山于伦敦被清廷驻英使馆人员劫持事件，后来被劫中的孙中山设法将此事由媒体宣传出去，造成外交纠纷，清廷才不得已释放了孙中山，此事件使孙中山名扬天下，而后来包括《十月围城》在内，众多清廷鹰犬刺杀孙中山，江湖人士保护的电影的灵感来源，相信即来自于此一事件。
孙中山虽然起义多借助洪门力量，但其骨干力量，政治纲领却完全是现代民主式的，就是军事理论也为现代式的，辛亥革命成功后，由宋教仁等起草，发布的《临时约法》地位可比中国的《独立宣言》，中国今天的宪法和法典，也是奠基于此。但因借助洪门，也不免要打上洪门的烙印，如1900年的惠州起义中，起义军“在多祝驻营时，通知居民不必闭户，必须在门前点一灯为标志，取其复明之意”，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中，会党占领黄冈建立军政府时，标明“大明军政府孙”，可见“反清复明”的口号在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中多次出现。后来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曾带新政府祭拜明孝陵，也算是给了洪门一个交待。而因为没有明确的明朝皇室后裔，“复明”一事最后也就被洪门搁下了。



孙中山与日本黑社会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最高者）等，右三好像是平山周，但不敢确定。
孙中山的革命得到了日本民间和黑社会的很多帮助，电影《精武英雄》里，船越文夫说：“现在的黑龙会也变质了，几年前孙逸仙先生还是我们黑龙会最好的朋友。”《精武英雄》里提到的黑龙会会长头山满，即是孙中山终生的好友，为孙中山的革命做出很多贡献，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曾亲临武昌指挥黑龙会会众协助起义，此外，平山周，犬养毅等日本政界官员、要人都是孙中山的好友并对辛亥革命颇有贡献，日人军事家日野熊藏还为革命军建立军事学校，教授军事。日俄战争时攻下203高地的名将儿玉源太郎也曾试图为孙中山的起义提供军火。其中最具传奇经历的还要属日本浪人宫崎寅藏，曾亲身参与十大起义中的惠州起义，和平山周一起受孙中山之托回中国救出康有为、梁启超，曾因劝说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而被当成刺客入狱，晚年为中国报刊撰文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之侵略，可说终身为中国革命奔走效力。
日本人支持孙中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第一种不乏理想主义者，以汉文化传人自居，不以满清为中国，帮助革命党反满复汉，如宫崎寅藏便是。另一种是要“联黄反白”，联合中国“反英美”，犬养毅，平山周，儿玉源太郎大致属于此一种，是时日本政府不愿看到中国走向共和，犬养毅曾将此情况告知革命党人，并为之设计。要知道在日本朝野力量被野心家操控转向于侵华之前，中国和日本的确面对的更多是西方殖民力量的危胁，当时中国小学生在课堂里都会唱“黑人红人皆已灭，唯我黄人尚自存”之类的歌，秋瑾在日本时，也曾写诗“拼将十万头颅血，誓把乾坤力挽回”，赞颂日本击败俄国，为亚洲人争得生存空间，《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中也写道：“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辟疆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属者仅亚东之日本与清国耳”。第三种则希望从中国革命中捞取利益等，就像后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总之日本国内的情况和对华态度是很多样的，孙中山第二次起义时，日本民间积极相助，但伊藤博文即严令日本各界不得援助，日本军人不得参加，使起义最终未能成功。



国民党后继者与黑社会的关系
蒋介石与戴笠


杜月笙，还真TM像冯小刚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政权继承人蒋介石北伐成功，统一中国，蒋介石除创立黄埔，一手创造国民党武装力量之外，当年本人即颇有黑帮色彩，曾亲身上阵刺杀陶成章的他，也很擅于利用黑帮，而这一方面的主要执行者则为戴笠。在国民政府的政治舞台上最耀眼的黑帮明星，当属那个在《建国大业》中出面质问蒋经国、状告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由冯小刚饰演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当年杜月笙将自己的把兄弟，同样出身于黑帮的戴笠推荐给蒋介石，戴笠后来成为蒋的情报头子，也成为蒋与黑帮之间的联系人，后来戴笠为蒋搞情报，立下累累功勋，很大程度上就借重了会党的力量。
杜月笙虽为黑帮首领，但却非常爱国，上海一·二八抗战中，日本人要进入法租界夹击中国军队，杜月笙放狠话说：“如果日本人利用租界打中国人，我杜月笙要在两个小时内把租界全部毁灭！”迫使日本人退出租界，放弃了这一打算。一·二八沪战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国军对日作战较成功的一个战例，而中国历史则要在此为杜月笙记上一功。
杜月笙的黑帮参与历史政治事件，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是1927年的四·一二清党，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一起组织上万帮众，进攻共产党的武装上海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军队则以此为由将纠察队缴械。此举杀害大量共产党人，杜月笙也因功被蒋授予少将参谋军衔，杜月笙1949年未敢留在上海而远避香港，也是因为对共产党欠下了这笔血债的缘故。
尽管在国共斗争中杜月笙站在了国民党一边，但其在民族大义上并不含糊，余世存的《非常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39年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重伤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须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无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杜月笙帮忙，杜月笙很为难，但最后还是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另一次事件是1937年8月，国民政府调动70万中央军与日本在上海进行淞沪会战，戴笠受蒋之命，与杜月笙组织一支十万人的别动队，对日进行游击作战。后来中国军队退出上海，此一部队也随之退却，改编为忠义救国军。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件，日本占领上海后，杜月笙避至香港，上海黑帮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叛国投敌，作为兄弟的杜月笙劝说无果后，接受中统命令，决定“大义灭亲”，派弟子暗杀张啸林，虽未成功，但后来张啸林被保镖林怀部枪杀，有人认为便是杜月笙的谋划。之所以说这件事值得一提，是因为此事后来也被拍成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这就是张彻的《大上海1937》。杜月笙弟子的第一次暗杀是用枪射击，结果失败了，这个情节也被张彻改编在了电影里，当然，电影终究是电影，在细节上已与历史事件关联不大。
无论是致公堂对孙中山的帮助，还是杜月笙的抗日锄奸行动，都用他们的行为证明了后来出现的那句著名的评语：黑社会，也有爱国的。

爱我者知我为何而死
点击: 9 回复: 0
清末民初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捐躯赴国难的能人志士不可枚举。革命难免要历经苦痛，流血牺牲更是不可避免。林觉民的《与妻书》曾打动很多人， “不幸而生今日中国”的诀别道出了满腔无奈，然而他说过死无余憾，放不下的只是所爱之人。革命者若有志向高远，确实不足奇。更有儿女情长，那真是难能可贵。《十月围城》恰好兼而有之，形成了剧烈的情感冲撞。
　　
　　阴云密布的时代背景，百年前的香港街区风貌，影片用革命党的活动带出了主线故事，刺杀与保镖。任务说起来“很简单”，孙中山有要事来香港，一帮人实施保护行动，让他顺利离开。到了后来，每一分一秒都牵动人物安危，每往前走一步都意味着有人要付出生命——可能就是个早晚问题。因为这电影可不像昆汀那样架空历史，所以孙中山不能死也不会死。反过来一想，事实就很残酷了。
　　
　　《十月围城》是讲牺牲，不同之处在于是小人物和无名无姓者的牺牲。他们人数众多，名字无法一一铭刻。影片用字幕交代了几个主线人物的姓名籍贯和生卒年份，大有为无名者立碑正名的意思，背后声音就是“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觉悟可能跟林觉民有很大差距，不知革命为何、不知道要保护的人是谁。他们只是平平无奇的凡夫俗子，思乡念父为主顾，临危时刻受人之托，容不得反复掂量比较，就此扛过了重任，一去不回头。
　　
　　电影延续这几年大片里常见的爱国主义包装，孙中山的大段旁白把革命情怀渲染得悲壮无比。不得不说这确实行之有效，讲到了点上。这种东西不是绑架，也不需要推己及人，它只要引起你的共鸣和思索，那电影就成功了。香港人可以有很多意见不满，但说到爱国的底线，那其他电影里不早说了么，黑社会也有爱国的，人人都可以爱国，《十月围城》要的就是这效果。
　　
　　《投名状》做的是《刺马》，肢解兄弟情。《十月围城》做的是《上海滩十三太保》，娱乐观赏说爱国。张彻的灵感概念被陈可辛跟陈德森拿出来大作一番，没有了从头打到尾不带歇息，但几场压轴戏的拳脚功夫煞是精彩。这帮人里面有奇人异士，能以一挡十。另有过大半的人没有功夫可言，遇上虎狼鹰犬，只有送死等死的份儿。英国人坐视不管，双方力量差距悬殊，结局可想而知。影片没有打斗的地方一样做足了戏，父子、上下、男女、知遇，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让牺牲成为千篇一律，层次分明。
　　
　　《十月围城》里的死亡不是振臂高呼口号完事，它的煽情时刻固然要引导多数观众往感动方向走——这也是一个商业片的正常做法，情有可原。可如果仔细考察结尾，革命党的理想和血淋淋的现实形成了巨大反差。无数人会问，这样做值得么，值得为一个不相干的人这样么。人性的自私总会让人抛出类似疑问，再回到前面一次对话：一方说为一个女人这样，值得么。一方说那这样做(出钱卖力搭性命去保护孙中山)，值得么。这最弱一线反而引出了最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明知有错又怎样，我自己没有好下场，看不到光明未来又怎样。国难当前，要装作浑然不知、偏安蜗居也可以，但有热血情怀的人无法坐视不理，一条命价值有限，他要唤醒周围人，卷入其中。四万万同胞命运由谁来主宰，他们需要找一个人，权当做历史的选择，正确错误无从知晓。
　　
　　比起做出革命浪漫主义姿态或者直接升华主题拔高一切的做法，我个人非常喜欢《十月围城》的结尾一幕。介于动容和落泪间的情感往往是最复杂的，他看见的只是香港风光，山顶、半山还有近海码头，可他的视线好像穿透建筑遮挡，见到那些为之流血付出、不计回报的人。也许他还看见了中国未来和民主之光，即便我们知道他耗费一生也没能做到。
　　
　　最后，不是夸海口，这片子让你看累了、喘不过气乃至几度落泪都大有可能。你可能会感到震撼，心情沉重，但就是回到前头那一句，它值得你去看。

是你选择的大爱，不能选择的时代
点击: 12 回复: 0
很难得的是，比起上一期大热的《建国大业》和《风声》，《十月围城》非常自然。而就在十月期的《明日风尚》专栏里，林奕华写到香港电影由于欠缺“历史”可讲述的天然吃亏，很难找到题材与历史语境营造出《建》与《风》的风骨。但是在我看来，那两部电影都不太自然。不知林奕华是否觉得此片性感，按照他的说法，我觉得《十》非常性感。 人...... (162回应)

2009-12-06 464/490有用
　　很难得的是，比起上一期大热的《建国大业》和《风声》，《十月围城》非常自然。而就在十月期的《明日风尚》专栏里，林奕华写到香港电影由于欠缺“历史”可讲述的天然吃亏，很难找到题材与历史语境营造出《建》与《风》的风骨。但是在我看来，那两部电影都不太自然。不知林奕华是否觉得此片性感，按照他的说法，我觉得《十》非常性感。
　　
　　人物太多来不及讲述故事只能罗列的《建国大业》，对中国近代史知识稍微欠缺的观众很容易一头雾水，恨不得一边看电影一边上搜索引擎；氛围十足演员张力也足够但逻辑欠奉的《风声》，虽然最后拔高主题处（周迅独白）自有感染力量，可是毕竟是个架空的故事，又架得太高，落地后不太站得稳，免不了摇晃。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总觉得那两部片子所谓的正义与立场，总逃不过“各为其主”的选择，实在很难站在一方立场去指责另一方。而《十月围城》中所追求的民主更纯粹也更唯一，那是非此即彼的时刻，没有第二种可能性。更适合周迅在《风声》最后所说的：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十月围城》有3段戏我很喜欢。
　　
　　其一是谢霆锋用车拉着王学圻穿过街道，铃铛响处是经过了周韵的照相店门前，小情人互相微笑；接住王学圻扔过来的钱币是经过了乞丐黎明的街边，这钱要给落魄公子买鸦片烟。只一段戏，便已尽情展露出动作的熟稔，我们便可知道这手势是做惯了的，应是天天如此，才有王学圻与谢霆锋不须交谈已全然散发的默契，也已经有了足够铺垫，为下文王学圻为谢霆锋上门向周韵提亲、为落魄公子赎回家传铁扇请黎明出山做足交代。彼时风雨刚露端倪，但尚天清气朗，伏笔已下，又不刻意。
　　
　　身处历史转折点，大概没有人能置身事外，如同饰演重光少爷的王柏杰戏中所说：全中国都被（革命）卷了进去，难道我还能避开吗？！但为了保护素未谋面、与自己整个命运都没有关系的孙中山先生，再说是历史需求，戏中的普通人也是感觉不到的，他们能感觉得到的，是自己亲人的爱与痛，是为了至亲的选择，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以最普通的血肉之躯去完成一个看似简单实则步步维艰的任务。
　　
　　比如，任达华饰演的方天将军被朝廷所冤，带着300将士从天津一路逃命来到香港，等着一雪前耻的机会，终于等到能保护孙中山先生的任务，却在前夕被清军围剿，当清兵从天而降时，他已心知不妙，先让女儿李宇春保护梁家辉，但梁与李被打散后，他把女儿逼到墙角，一下把她打晕，两三下用麻布把她包裹起来，一条麻绳捆绑，忽地抛下窗外，临落地前先稳一下，随后再轻扔，麻布轻声坠地，小牌坊轻轻压在上面，是最好的保护膜。不怕死不畏用鲜血洗染革命的堂堂大将军，生死关头也是只求能保住小女一条性命，希望她能毫发无损。而被父亲舍命呵护着的女儿，被埋藏在戏班子的牌坊下，安然昏迷着，虽然只是一个场景，见不到人，可是却觉得是李宇春最动人的演出之一。大革命的背景下，仍然不忘这点伦常亲情，是比任何大道理都更宝贵的动人笔墨。
　　
　　又如，重光王柏杰抽中生死签，成为孙中山的替身。十七岁的少爷，未经任何世事，只有一腔热血。他在道理上不怕死，可是当他代替孙中山先生上路前，一脸冷汗，不停发抖，他很害怕。一路上他在车里听闻无尽厮杀，他脸上有泪心中有怕，但也是强忍着巨大的恐惧，努力走完这一小时死亡之路。当他与梁家辉与清兵将领胡军生死相对，双方此时都已无人马，胡军一身精湛武艺，梁家辉是个见血晕的书生，王柏杰坐在车里，举起梁之前塞给他的手枪，那是他的最后一着。可是人力车是倒退着下楼梯，梁家辉抵挡不住车的滑势，面对胡军怒发冲冠的胜利在望又不免畏惧，一下子没抓住，人力车便自行快速下降，全景是无依无靠的人力车像敖德萨阶梯大屠杀阶梯上的婴儿车一样一级一级下滑，胡军则是兴奋地慢镜头往前追跑，车里的王柏杰也就是个婴儿，手无护己之力，车子在颠簸中手枪滑落掉在地上，他一脸密汗惊慌无法隐藏，最后车子撞上石柱，侧翻倒地，镜头对准王柏杰轰然翻身，这一路倒退他受尽折磨，从有希望开枪到摔枪、到无法控制车子速度、车子翻身后已知劫数难逃的痛苦与害怕，演绎得十分到位，又很真实。这几秒钟的心路历程，如同电视上提及过的某次空难，飞机在一分钟内从天上翻腾着倒插入水，飞机上的人们除了机长是没有人有肩膀安全带的，跨在腰间的安全带不足以把他们固定在位置上，他们只能一路翻腾着等待死亡的来临。由于死前经历了太恐怖的折磨，法庭判处航空公司赔偿巨额赔偿金，航空公司因此破产。王柏杰饰演的重光少爷，从阶梯上一路颠簸后退的心情，大概也跟飞机翻插入水差不多，胡军追到翻车面前，用竹子一下、一下、又一下、慢镜头可有声音、描述着他插死车内王柏杰的过程。镜头同样没有带到王柏杰，可是那一刻能让所有人心头都如被竹插，与他一起承受着这可怕的大限将至。
　　
　　那两场戏我很喜欢，大概因为方红与重光本身都是弱者，十六七岁的孩子，本在父亲保护之下一边怄气一边天真地生活着，弱者去做自己力所不达的事情时，是很容易让人感动的。他们成功的机会很少，在失去父亲羽翼保护的时候，以雏鹰之翅迎向黑暗的未知，战胜了心底强烈的恐惧与人与生俱来的害怕退缩，是战胜了让人窒息的紧张才能站在暴风雨的面前。不怕死的高大全人物钢铁般的意志能让人肃然起敬，但在害怕中仍努力迎战的人们，更能引起恻隐之心也更能感同身受。
　　
　　巴特尔饰演的少林僧人王复明也很有特色，他巨人般的意志和难以言说的亲切感为剧情增色不少，他苦战不死，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雾霭中时，的确是有一股让人意志沸腾英雄重现的味道，这一身影，有超出其所应有的意义。黎明最后的打斗场面衣衫飘然，别有一番美感。这部戏提及了各种感情，谢霆锋与周韵的小情人之爱，范冰冰与甄子丹有恩有爱的压抑过往，黎明对李嘉欣的苦恋不得，王学圻对梁家辉的友情之重，对爱子的保护心切，梁家辉宁舍“人生而平等”论也不舍重光送死的矛盾，每个人都有自己软肋，在情义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做出了最艰难的选择。编剧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人物的生命悉数展现，淋漓尽致。
　　
　　这部戏很自然，因为它不强求，不强求每个人生来就是英雄，每个人都是普通人，有过去有伤痛有不能面对的过往与惴惴不知的未来，当他们面对历史洪流时做出了同一个选择，但每个人在进行任务时又各自有着要保护的人，与要面对的心魔。理之维系又情之所至。
　　
　　在大片轰炸中，明星频繁露脸似乎变成了单一又唯一的卖座保证，但《十月围城》回归电影本质：讲故事、讲一个好看又动人的故事，一个虚构简单又有血有肉的故事。它遵从了电影的原则：有终极目标，于是前面有伏笔有构建，中间有冲突有高潮点，并轻重缓急，前后各有情节点，迈向最终的高潮落幕。它非常严谨地遵从了技法，又恰如其分地运用了演员，你能跟随剧情进展一直揪心，落幕后又久久不能缓和心跳。它是一部很严谨的电影，但不忘记人之常情，寥寥几笔已洞察世情。
　　
　　大概我对阮世生有份出手的电影，都不太有抵抗能力。美中不足的是，这部电影的字幕……居然出现了三处错别字。制作已经这么花成本了，为什么不能在字幕校对上下点功夫，不需要多仔细就能看出不同：何“得”何能、跟“纵”……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香港也许由于先天不足，可供讲述的历史实在有限，在商业大片的夹缝中难求生存，但只要给它一个背景，他们叙述故事的能力，实在不比其他地方差。英雄气概不难营造，而英雄（普通人进化而成的英雄）心底的那点温情——“什么大爱什么时代我弄不明白，失去了你的悲哀长埋我胸怀”——则不是人人都能挖掘得到。谁都想与心爱敬爱的人平安白头到老，所以舍生取义才令人敬佩，所以《十月围城》中个个不是英雄，又个个都是英雄。

《十月围城》：历史的灰、时间的灰、孙大炮的炮灰
点击: 124 回复: 0
　　以往的武打片，打中的是肾上腺。《十月围城》，打中的是心口。
　　以往的武打片，让人觉得：打得好痛快。《十月围城》，让人觉得：打得好痛。
　　这武打片，竟让人心中大呼：别打下去了！
　　有人问我：这片子，哪里不好？我一时语塞。
　　
　　（以下有严重剧透，慎入。）
　　
　　一、模式：
　　有一类电影采用的故事套路可称为“八方来客模式”（或者“群英荟萃模式”）：某精神领袖，把隐藏尘世之中的高手都召集起来，萝卜开会，临时组团，一起去完成一件惊天动地的任务。这些人自然是高矮胖瘦、奇形怪状，尽情展示人界的多样性。他们各怀绝技，平时深藏不露，在十丈软红中各自做着默默无闻的贩夫走卒、裁缝店老板、扛大包的（《功夫》），引车贩浆，一旦听到召唤，立刻锥出囊中，集合成无坚不摧的力量。这种模式的典型电影如《十一罗汉》系列，如《世界末日》。
　　《十月围城》也是按这种套路编剧的。这个模式很讨巧，把各路英豪攒到一块儿，犹如百川归海，涓涓细流，先叙述各人之牛B，每人做个亮相，好比是一件一件把奇巧玩意儿放进包袱，一点一点让观者的期待浓厚起来，最后包袱一抖，数件玩意魔术般拼成一件光彩耀目的物事，好戏登场。《水浒传》之“群豪聚义”，亦庶几相似。
　　温瑞安的集子里侠气最浓的小说当数《刀丛里的诗》。该书讲述的就是一个“群英荟萃模式”的故事：万众景仰的大侠龚侠怀蒙冤入狱，名妓、公子等江湖众人纷纷站出来营救。“仗义每多屠狗辈”，这样的故事每每令人热血翻腾。
　　武打片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打？要打得理所应当。《十月围城》给打戏找的“由头”是——革命。其实这算是另一版《建国大业》，只不过建的是中华民国。
　　革命风云之中，别有兄弟义重、主仆恩深、父子爱切、儿女情长。历史的车轮喳喳轧碾过去，摸一摸轮胎是满手的血。想一想，荡气回肠。
　　在《十月围城》中，义士们需要保护的，是孙中山和他与各省革命领袖开会的一个小时时间。用片中梁家辉的话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希望。”
　　在开场的时候，观者就已经知道，孙文必然不死，保护他的人，必死。因此悲剧是从第一分钟开始的。
　　
　　二、孙大炮的炮灰们：
　　在这些义士们中，有一部分是根本不明所以的冤大头，有一部分是早就了无生趣，只想拼命。这不是黄花岗七十二义士。他们的目的不纯粹，他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李重光一样“一闭上眼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明天”，他们有的为报恩，有的为尽忠，有的为私情。但是，每一滴血，都是滚烫的，所有的牺牲，都是可钦、可佩、可感的。
　　
　　梁家辉（陈少白）：
　　以梁家辉的演技，演这么个人物可说是没有任何挑战。他的表演亦中规中矩，因为他的角色是穿针引线，所以他竟然成了全片最无趣的一个人。抓阄一段，最可圈点：抓到阄的人要去做孙文的替身，也就是当个活靶子，谁都心知肚明去了就难活，然而最不能死的人李重光，却偏偏（意料之内情理之中）抓到了。刚刚还大义凛然的志士立即失态，再也摆不出“人人平等”的脸子：陈少白过不了这一关——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我怎么对得起他对我的信任？！我已经欠了你爸爸太多，要是再欠他一个儿子，我还有何面目做他的朋友，我这一辈子都还不清—— 但众目睽睽之下，这些苦衷他说不出口。那一心要救国的少年不明白，他太年轻，他的血太热。他没有错，所有人都没有错，所以这是悲剧。陈少白那一刻的焦灼和嘶喊，让人无比心酸。
　　（后来好友提出质疑：梁家辉当初叫嚣“我们这一代要牺牲是为换来重光那一代的幸福”，可是怎么最后重光、阿四、方红他们那小年轻的都死了，老的一拨儿倒没死？！）
　　
　　沈重阳（甄子丹）：
　　在《十月围城》的群星版海报上，片方将一堆萝卜丝儿攒在一起做了个拼盘，被摆在中间的一丝儿便是甄子丹。其实这应是片方为票房计，故意如此安排，毕竟在如今喷气机李虔心向佛向达赖、杰基﹒成脸上的沟壑越来越马里亚纳（连他儿子都出来混贺岁档了）的今天，甄子丹当了一回叶师傅、打了一回日本人之后，已然（在半红不黑多年之后、在做了千年老二之后，终于）晋升为“国民打手”，于是片方把这个红得发紫的萝卜摆在了碟子中间儿。但其实甄子丹真不是主角，他也属于“了无生趣”的一群。
　　他跟范冰冰的关系，有点像《父子》中的郭富城和杨采妮：这女人爱过这男人，但他赌，是个靠不住的假肢（《三枪》里闫妮语），于是女人带着自己的姿色和自己的娃去嫁了大款……然，到底李玉堂是怎么结识怀着孕的沈太太、又怎么让她变成自己的“四院点灯”？如此身家的富豪，还会愿意要有夫之妇？此处存疑，估计编剧很难自圆其说，当然他也不用圆，这是武打戏不是三角恋悲情戏，就像《风声》是谍战戏不是断背戏，白小年跟司令的私情，也是点到即止，“神龙见首不见尾”，只要给这个角色一段历史，让他变得丰满即可。但是这女子当了别人家的“四院点灯”之后，竟还腆着脸回来要求前夫保护现在的丈夫？——看来李玉堂年纪虽老，比之精壮小伙子犹有过人之处——而且这女子开出的条件居然是“我会告诉孩子她的爹是你”。沈重阳竟就为这个站到了正义阵营里，实在有点牵强。
　　——他的小闺女（一直在骑小木马，长大说不定是个花木兰）实在是个宁馨儿，乌溜溜大眼睛，雪团也似。黄包车外，沈重阳跟着车一路小跑，眼巴巴望着女儿却做不得声，眼中是惊诧、喜悦、追悔......这一处，子弹哥演得真好。
　　——《天龙八部》中，沉沦多年的段延庆，突然从刀白凤口中得知自己竟有一子，眼前的俊秀少年段誉便是，于是“惊喜交集，只想大叫大跳一番，胸中有个极响亮的声音要叫出来：‘我有一个儿子’！”沈重阳得知自己竟有一女的心情，当相去不远。
　　沈重阳是这支乌合之革命队伍里最不纯粹、目的最可疑的一分子。但影片的立场是：血洗一身孽，无论如何，牺牲了的就是好同志。沈重阳终与敌人的奔马相撞而死，也荣获了壮烈煽情的背景音乐与“籍贯不详”等字幕。
　　
　　李玉堂（王学圻）：
　　中国人讲究“抱孙不抱子”，爷爷对待孙辈尽可含饴弄之，但是对父亲对儿女的感情就要收敛，就算有“舐犊深情”也不能伸舌头，得忍着，拿出一副冷脸，好比贾政对待宝玉那样，哪怕真觉得爱子丰神如玉老怀大畅，也必须板起脸呵斥“混帐东西你懂得甚么”。王学圻饰演的李玉堂（李玉堂这名字总让我想起《白玉老虎》。玉堂，亦即“玉堂金马人物”）便是这样不怒自威的严父。吃饭时美妾娇女环绕而坐，莺莺燕燕娇声同呼“父亲”，颇有奇趣。女儿众多，那一个四十岁上得的儿子，有如众星环捧的月亮。虽然只给出饭桌上寥寥几个镜头，但姐姐们对弟弟的宠爱、李府的家教之佳，俱在其中。
　　李玉堂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党，这个“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闹革命，港人的革命观还真是可爱），与革命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保持安全距离。李玉堂是在认为挚友已死的情况下，一口悲愤之气涌上来，咬牙要完成好友的遗志。然而他对革命的付出始终是有底线的，这底线就是儿子李重光。
　　《宋家皇朝》中姜文饰演的大富豪宋查理是孙文挚友，他从精神上和金钱上都无比支持孙文的大炮事业，但是——你管自去当孙大炮好了，不能让我女儿当炮灰。我什么都能献给你，唯独女儿不能给你。因此孙文勾搭了庆龄二千金私奔之后，查理宋又伤心又生气，破口大骂着与孙文绝交。李玉堂对革命的态度也是这样 ——钱，多少万都可以给，儿子，万万不能给。然而他还是败给少年之热血。当发现黄包车中的替身是自己的儿子，李玉堂慌忙追出去，腿一软，在门槛上绊得跌了一跤——这一跤，跌得真好。
　　随后，便是致敬“敖德萨阶梯”的一段（此处很多人都提到了，不赘言）。这样好的儿子，就死在在自己眼前，一句话也没有就去了。人生至痛，莫过于此。李玉堂抱子大恸之际，只喃喃说了一句话：“我叫你别出门，你不听话啊……”——他早预料到此事凶险，九死一不生（《刺陵》中陈道明语）。而父亲是宁愿自己死一万回，也不愿爱子损失一根寒毛。陈少白亦在一边痛哭，这一副眼泪又与李玉堂不同——除了悲痛大好少年之死，还有愧对好友的歉疚。李玉堂紧抱着儿子的尸身号啕，只抬头用糊满热泪的眼睛看了陈少白一眼。那是怎样的一眼啊！无尽痛楚、埋怨尽在其中。他没有过去握着陈少白的肩膀死命摇晃：“你还我儿子你还我儿子！”（那就成狗血电视剧了）真正的悲痛是无力的，不仅无力言语，而且无力追究。儿子已经死了，大罗金仙下凡也救不转了。除了眼泪，还有什么可说的。
　　（王学圻那一眼，值得N个影帝。看了片的媒体记者采访王学圻的时候，无一例外地说：“你做好拿影帝的准备了吗？”真正的好演技原来是这样一种东西：就像雪地上搁着黑煤球一样明显。它让你彻彻底底地服膺。）
　　然而“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每个小人物都是某人的大人物，每个平凡人也都是某人的珍宝至爱，方红应有家乡亲人，邓四弟亦有爱人阿纯，你有失子之痛，难道别人俱是钢铁木石？此际回想李玉堂对儿子下的禁足令“这几天外面乱你就别出门了”和他对众“义士”说的一声“谢了”，便觉得有些残忍——莫非你儿子的命特别珍贵一些？
　　
　　邓四弟（谢霆锋）：
　　邓四弟的桥段沿袭了影视剧的良好传统：谁敢放话说“我明天就结婚了（退休了/金盆洗手了）”，谁就必死无疑。
　　小车夫阿四每天拉着老爷经过照相馆时，轻轻打铃，里面的漂亮“打铃”便回头嫣然一笑。
　　但我知他必死，我知那婚礼永不会发生。看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心里默默地问编剧：你敢让他不死么？你敢让他活着回去跟情人成亲么？——不敢。编剧用后面的情节回答了我的问题。
　　李玉堂也知他必死，因此暴风雨的前日，他急可可地带着阿四上门提亲，把照相馆的掌柜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这是他最后能为小车夫做的事情，他心中知道这是阿四最后能享受的一点幸福。少年与少女没感受到不祥，依然相视微笑。当阿纯站起来一跛一跛地走路，阿四望着她仍痴迷如望着下凡的仙女。正是此刻，战事之惨烈初现狰狞——以最温馨的方式。悲剧是把美的东西砸碎了给人看，在赞叹那美好的时候，悲剧已经开始了。
　　小情人最后一次私语时，阿纯（姜太太）问：你知道你明天要保护的人是谁么？阿四摇摇头，无比灿烂、无知而无辜地一笑。如此灿烂，如此悲戚。
　　这无知，竟然像是对心机深重的革命党人的无声讽骂。
　　
　　李重光（王柏杰）：
　　在所有萝卜之中，李重光大概是唯一心怀大义的人。他只是个少年，热血少年。血热的人，都死得快。
　　他是这片中最纯粹的革命者。陈可辛说：几乎所有的革命的开端都是学运：“五四”、塞尔维亚的中学生刺杀奥匈帝国皇太子......学生是社会中最有激情的元素。李重光就是这样的激情学子。
　　多可爱的少年——受父亲的影响，他有点少年老成。他心里想的比谁都明白：“全中国都卷进去了，我还能置身事外么？”——他不是浑浑噩噩就抛闪性命的莽夫。别的不肖子骗父亲是为花天酒地，他骗父亲是为了革命大业。他会怕，但他浑身颤栗着坚持到了最后一分钟。
　　这样好的儿子死了，难怪父亲会那样伤心。
　　
　　方红（李宇春）：
　　民国时期的女孩子应该打扮成什么样的呢？片中范冰冰和惊鸿一瞥的李嘉欣都打扮得一丝不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坐在照相馆里的姜太太周韵是未婚女子，也穿得很美观，但“戏班斑竹”任达华的闺女，怎么就戴着飞行员似的“耳朵帽”、穿得跟小土八路似的？当然，这可以解释成——方红这孩子是假小子、花木兰，自小不爱红妆爱男装，或者方将军戎马倥偬，一个女娃带在身边不方便，于是“自幼假充男孩儿教养”。但我觉得可能是这样：造型师怕给李宇春脑袋上安俩小辫儿，观众会笑场笑抽过去，为了不让网上那帮尖酸刻薄的人抓住话把儿，所以干脆顺应民意，就打扮成个小男娃子吧。
　　方红的父亲原是“方天大将军”，战败后下岗再就业，成了戏班斑竹（将军唱戏？这职业变化得也忒不靠谱了）。将门虎妞名叫方红（将军一介武夫，估计也没文化，取这么个没水平的名）。方将军与敌人对打之前，利落地将女儿打晕，裹进被单里，一根绳索缒下窗户，刚好木板轻轻倒下把她遮住。临危之际，尚有这样心思细密的安排，将军之有勇有谋可见一斑。随后这慈父转过身来面对敌人，放心地血战至死。
　　（让人想起《鹿鼎记》中归辛树夫妇，面对康熙自知必死之时，先全力把儿子归钟掷出窗去。）
　　因此方红卷进来其实不是为孙文、为革命，而是为父报仇。所以一见仇人立刻不管什么孙先生，跟着仇人跑偏了，后误打误撞跟进了杀手的火药房。引信正在滋滋作响，马上就要点燃火药桶！怎么办？！我承认当时我想歪了——难道伊要用比利时小英雄于连的办法把火药信子浇熄？！不能吧？……最终中国小英雄方红冲到门外用九节鞭锁住房门，咬牙喃喃道：“爹，女儿不孝……”轰然巨响，玉石俱焚——为什么说是不孝？因老父千方百计护下爱女这一条性命，如今却转眼就要抛闪。可恨的不是不能活命，而是辜负了老父要自己活下去的苦心。
　　——2003年陈德森原定的老阵容中，扮演方红的是萧亚轩。很好奇如果萧亚轩来演此角，会成什么样子？但如今李宇春的表现，让人感觉是“不做第二人想”，将门虎女的勇敢、坚韧、憨直，都表现得贴切到位，让人心生怜惜：多好的女娃，咋就董存瑞了呢！
　　
　　少林僧王复明（巴特尔）：
　　几乎每部武侠小说中都有个巴特尔这般的人物：身长九尺，腰阔十围，天生神力，武功高强，不过头脑都不大怎么灵光（如《白玉老虎》中萧东楼的管家胡巨、《风云第一刀》中的大欢喜女菩萨、《大旗英雄传》中的赤足汉）。巴特尔始则是卖臭豆腐的，酷爱花花草草，称办完这件事就回少林寺（此处其实没交代清楚）。此人便是“风尘异人”一类，类似“雪中铁丐”吴六奇之属，他的存在是为让这副英雄谱更增传奇效果。
　　然而，此人真真是被李玉堂骗去的。他并不真正明白明天的任务险恶到如何的地步。电影似乎要表示：在一个光明的由头之下，这样的小小龌龊可以忽视。但是，如果用“拯救大兵瑞恩”的价值观来审视，这是片中革命党人遮掩不过去的劣迹。
　　决战之时，巴特尔神将伸出有着总冠军戒指的手，用投篮神功掷碎了一个又一个敌人的脑瓜。大块头有强生命力，被宵小围攻，身被数创，依然爬起再战。
　　最终他扳倒牌楼的柱子，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如《圣经》中推倒神庙石柱与非利士人同归于尽的力士参孙。
　　
　　刘郁白（黎明）：
　　这是最有仙气、侠气的人物。这是“义士”中最难定义的一人。爱上父亲的女人（其实这桥段有些俗套，《白银帝国》刚刚用过），使老父气死、恋人自尽，于是恣意作践自己，甘为乞丐，沉沦烟霞之乡。十年悲辛，浓缩在几句话、几个动作中（李玉堂路过时，一个银币扔过去，眼神是怜悯的。侧面笔法写刘郁白的可悲可惜）。伤心人别有怀抱——李寻欢失掉林诗音后，也曾烂醉终日。爱得深，所以难自拔。
　　最终他沐浴、剃须，腌臜乞丐变回翩翩公子（也许他昔日曾有“铁扇公子”的美号？）。孙家门外的台阶上，他长发飘飘，两手背负背后，岩岩若孤松之独立，风姿有如天人。
　　然，终是寡不敌众。挠钩一支一支刺入他的血肉。渐渐不支。浴血喘息之际，最凶恶的敌人步步逼近。
　　——他为何要拼命？大概一半是因生无可恋，一半是要报恩：世人皆目他为丐，只有李玉堂仍呼他“刘公子”。他每日接受李玉堂的银币去吸鸦片，也必默默下定决心以命报偿这尊重。
　　——这段故事，大有春秋战国时“荆轲报燕太子”、“冯谖报孟尝君”等奇士报恩的古风。
　　在此人死后，我特地注意了一下片方给他安排的籍贯：江苏扬州——千古风流之地。
　　刘郁白临死前幻觉中含泪美人（李嘉欣）的惊鸿一现，真神来之笔。令人记起《双城记》末尾：卡尔登想象着心爱的女子，从容赴死。
　　——我即将见到她。我即将摆脱心头的枷锁。我即将得到最好的休息。我即将进入永久的安眠。
　　
　　阎孝国（胡军）：
　　胡军这个造型据说做得很精心，据说光卸妆就要四十分钟，其实真没看出时间花在哪儿，就贴了个下巴的小刀疤？乍一看海报还以为那人儿是计春华。如果造型是打算Cosplay计春华（《少林寺》以及《方世玉》里面的无眉大反派），那倒是很成功的。
　　在此悍将面前，陈少白确乎显得是“书生造反”——他晕血，连血都不敢看。
　　但是此处亦有硬伤，阎孝国一再声称自己是陈少白的学生，且对陈少白对他的考语（记得是“有勇无谋、难堪大用”之类）耿耿于怀，但那是何时的事呢？阎孝国应是四十尚不足，三十颇有余，陈少白看上去顶多比他大十岁。莫非是阎孝国少年老成？
　　有追求和信仰的人无论如何是受人尊重的（所以理发师陶德杀人如麻，仍教人心折），阎孝国其实是升级版纳兰元述。
　　此人的姓：“阎”，甚妙，他可不是就是个阎罗似的凶神恶煞。
　　阎孝国的强大不止是武功高强，他内心的力量亦十分坚定，抱定的也是赴汤蹈火、殒身不恤的信念。他的意志不亚于笃信三民主义的革命志士。正反两方，势均力敌，这样安排，戏才好看。
　　武功最高的他，是最后出手的一个。表示他即将亲自上阵的镜头十分精巧：一只手的特写，他缓缓把手上的扳指退了下来。他的死亦耐人寻味。“诛杀孙贼，报效朝廷”的他，在死前一刻，坚信自己已经除掉孙文，心满意足而逝。这是个十分饱满可信的反派。
　　——或曰：最后长阶一场，陈少白已然嘶喊“他不是孙文”、“重光快跑”，为什么阎孝国还一定要杀死车中人？愚以为：此时阎孝国已进入半疯状态，自视甚高的他，不相信、也不愿相信自己半日追逐的竟只是个西贝货，刺死车中人后，他在臆想中已经可以安慰自己“孙贼已死，学生报国了”。
　　
　　警司（曾志伟）：
　　这个角色很像《叶问》中的林家栋——一个“灰人”。其实更多的人是他这样的：在自保的前提下，有限度地做些良心事。他是站在革命者和清廷鹰犬之间的 “第三者”，使这一部风云录折射出更繁复的光彩。曾志伟的哑嗓子+洋派小胡子+邮筒身躯，有趣得紧。
　　
　　孙母：
　　《十月围城》是男人戏（萝卜戏），女性角色都是碟子边儿上的西兰花，但是孙母这个角色，虽戏份不多，却精彩十分。“国父”的母亲，应该叫什么呢？—— “国奶奶”？此是侧面写孙文的妙笔。孙文始终没有露出正脸，但这样雍容的母亲，教养出的儿子可想而知——他必有着无比的领袖风范，他当得起“四万万同胞的期望”，他值得这许多仁人志士，把性命和热血作为赌注，双手奉上。
　　外面呼喝不止，屋内孙母始终镇定自若，端坐不动，唯一的动作是轻轻握住了李重光的手，这一动作，让人心中一颤。爱子在腥风血雨中奔走，每分钟都有性命之虞，如今他就在这城中，却欲见一面而不得，这一别又不知何时能再见，慈母方寸间必是忧心如焚、愁肠百结，但她脸上一丝一毫也未表现出来。面前这个代替儿子孙文承担危险的孩子，浑身战抖，她握住他的手，用母亲的手掌，像握住自家子侄一般，握住他的手。
　　
　　这一场血战，升华了所有尘世泥污中的小人物：乞丐、车夫、小贩……在这之后，他们俱成“英雄”。
　　在每个人牺牲之后，银幕上都打出他们的籍贯和生卒年。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为无名烈士做的碑铭（重光、重阳、复明，这些编剧为他们安排的名字，也都寄托了美好的寓意）。
　　他们死去的时候，心中都浮现着亲爱的人，想着美好的未来。
　　允我以张溥的《五人墓碑记》作结：“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
　　
　　（这片子是四五天前看的。我两眼通红、鼻子悉率有声地走出来的时候，看到花白披肩发的陈可辛在前面接受采访。他轻声说：“我觉得这片子还行。”）
　　
　　三、缺失
　　话说在彻底被该片埋伏的催泪弹打倒之后，我做出的太多的赞叹显得不够冷静，就像当你爱上一个人之后，你就失去评判他的资格了。客观来说，《十月围城》的整体历史观确是它的硬伤：对死亡的歌颂被过分放大，对个体性命的忽视，都还沿袭着中国一贯“大义灭人”的路数。如果笃信自家的“大义”到了漠视他人性命的地步，那么它与狂信有何区别？李玉堂连骗带蒙地糊弄来一堆人，支付的是他平日对那些人的恩情友情。那些人拼上性命，皆因为他们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心头确有一“义”字，危难当头绝不会把敌人让过，于是简直算是不明不白地搭上了性命。而用这样鬼祟的方式铺垫出革命之路，实在不能算是革命者的光荣。
　　陈少白所坚称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四万万同胞的希望”，如果剥离来看，也不过是一家之言。正如刘郁白与李玉堂互相质问的：“值得么？”陈少白和李重光自然认为是值得牺牲的，但值得不值得，绝不能由一小撮人替大部分人决定。
　　
　　而那首主题曲《粉末》这样唱：“只要为你活过，我就不是粉末。”此处的“你”，应该指的是孙文和“革命大业”吧？此歌词虽加强升华主题，但其实很像是在生者一厢情愿的缺席安排——“活过、死了”的那些贩夫走卒，他们真的是这么想的么？